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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名堂手机注册 - 殷墟已发掘2万多座墓葬,为什么还没挖完?关于殷墟,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
时间:2020-01-11 13: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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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名堂手机注册,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0期,原文标题《何毓灵:关于殷墟,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要多》,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记者/刘周岩

主持今日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何毓灵,他在殷墟已经工作了20年整(蔡小川 摄)

120年前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浮出水面,人们很快发现,殷墟的意义远不止于甲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在殷墟工作已经20年,主持着今日的殷墟发掘,他从一位考古学家的角度,向本刊介绍了对殷墟的发掘与思考。

殷墟为什么还没挖完?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在的殷墟考古队直到今天都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考古队。许多人好奇:“殷墟怎么还没挖完?”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本地农民和古董商在安阳就开始盗掘,1928年开始系统的科学考古,为什么能一直挖到今天还在继续?

何毓灵:因为殷墟是一座大都城遗址,相当于一整座城市埋在地下,自然挖不完。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殷墟遗址的面积是36平方公里(相当于50个故宫),这一部分发掘不超过5%。和其他先秦都城对比,殷墟的规模也极为庞大,遗迹遗物极为丰富。举一个例子,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夏都”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发掘了几十年,挖出了300多座墓葬,殷墟这些年发掘了多少墓葬呢?2万多座。不仅大片区域没有进行发掘,很多已发掘的考古材料来不及整理。你在考古队院里能看到那些整体套箱运出的车马坑等,有的一放就是好几年甚至10年20年,我们队人手实际上非常紧张。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殷墟会继续发掘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民国期间最引人瞩目的成果包括对殷墟宫殿宗庙区建筑基址的探明和王陵大墓的发掘,还发现了yh127甲骨坑,积累了一系列考古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到新世纪之间,也就是1950~2000年这半个世纪殷墟发掘又有哪些最重要的成果?

何毓灵:1973、1991年,分别在小屯南地和花园庄东地又发现两处完好保存的甲骨贮藏坑,和1936年发现的yh127坑并称为甲骨三次集中大发现;1976年在宫殿区发现了妇好墓,整个殷墟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1999年发现了洹北商城,是紧邻殷墟的一座新的商代都城遗址,年代早于殷墟而规模略小,和殷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划定了殷墟的大致范围,建立了200多年殷墟文化更细致的分期体系,发展了各种新的考古科技手段。民国时期,殷墟发掘主要是小屯(宫殿)、西北冈(王陵)这两个地方,而现在已遍及整个殷墟遗址。

三联生活周刊:以1999年洹北商城的发现为标志,殷墟发掘在新世纪又有了许多进展,这也正好是你来殷墟工作的20年。考古学界有何毓灵“手气很好”的说法,你屡次参与了重要发现,尤其是若干手工业作坊的发掘,可否讲讲你自己这20年的主要工作和关注的问题?

何毓灵:从发现成果来讲,这20年我确实是非常幸运的。贯穿我的发掘生涯的重要线索是对殷墟手工业作坊的发掘。2003到2004年,我主要挖孝民屯铸铜遗址,是当时最大的铸铜作坊。作坊建立之前,这里已有大量人员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房子内发现了许多明显不同于殷墟本地的陶器,由此我开始关注“殷墟外来文化”的问题。殷墟中期铸铜作坊生产量、规模都在扩大,到殷墟晚期这个作坊遗址还在一直持续,又让我开始关注整个殷墟的“墟化”过程。殷墟到底怎么变成废墟的?周人到底对殷墟采取了什么措施?这里提示了许多信息。

2006年我又挖了铁三路制骨作坊,规模非常的大,我总共就挖了十来个探方,出土的骨骼,以黄牛为主,也有些鹿、猪的,拉了83卡车,最后洗净、晾干以后有36吨!我们请了两个当地的村民让他们去数清楚这些骨骼,他们数了5年!这一处古代作坊的规模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2010年我又接手刘家庄北地大规模制陶作坊的发掘。

制骨作坊发现了以后,我当时就发现,它旁边紧挨着50年代就发现的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在东边,铸铜作坊在中间,我们在2010年又挖了西边的刘家庄北地,实际上这三个都挨在一起,总的距离大概就是在东西400米范围之内。几个手工业作坊区那么集中,所以当时我就思考,手工业是如何去生产、组织、管理的,统治阶层如何通过控制手工业生产,特别是重要的青铜器生产、玉器生产来实现商王的礼制统一。这些看似零散的一个个“作坊”,通过十多年的研究,点逐渐连接成了线和面,呈现出整体的意义。

至于洹北商城,我参与了那座新城市遗址的宫殿区等的发掘,现在的发掘重点也在这里。洹北商城是一个大的话题,可以稍后展开。

洹北商城商代铸铜作坊发掘现场,洹北商城是今日殷墟的研究重点(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手工业区相当于这座古代城市里和宫殿、王陵等不同的一个功能区。用考古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这个区域中蕴含着什么能揭示商代人生活的细节?

何毓灵:有很多有趣的不同。例如青铜作坊一带的土壤很有可能铅含量超标,因为铅是青铜的三种金属原料之一。商代贵族很有可能和古罗马贵族一样,饱受铅中毒的困扰。再比如青铜作坊里还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我想应该是商周变革之际,周人突然掌握了政权,自己不会铸造青铜却又需要,就让原来的铸铜作坊继续生产,只不过是为周人生产了,所以青铜器的风格、花纹都开始发生变化,直到周公“二次东征”后废弃。

制陶作坊中,很多晚期的大规模夯土建筑都被火烧过,其中一个巨型的粮仓式窖穴,底部还有很多小米,但上面放了三件青铜器,再上面是薄薄的那种草秸的痕迹。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首先这个坑是放粮食的,他有意用草盖住铜器是想掩盖,紧接着是房倒屋塌的痕迹,建筑年代又卡到商末周初之际。我就推测它应该跟战争有关,匆匆撤离时把贵重铜器藏起来。这些发掘在现场看起来只是很枯燥的一个个土坑,实际考古学通过细致的分析能很生动地复原三千年前人们的经历。

如此一来,考古现象和整个殷墟近300年的历史逐渐关联起来:洹北商城揭示殷墟的开端,商人如何迁徙到这里;“武丁中兴”留下了许多考古学遗迹,王陵、人祭等,这是我提到的武丁“宗教改革”;殷墟晚期的覆灭过程,也有大量考古学线索。

今天的考古学家怎样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纵观殷墟发掘的历史,许多大发现是出自偶然,如何看待考古发掘中的偶然性?

何毓灵:考古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学术的思考也不可或缺,否则很多发现不会出现甚至出现了也会视而不见。以玉匠墓的发现为一个小例子,当时需要整理的东西太多了——时间紧、任务重、墓葬数目又那么多,如果学术敏感性不强,也可能材料挖完堆一堆,一收就完了。但是因为有前面长时间对手工业问题思考的积累,我去关注非常小的细节性的东西,注意到出土玉器数目的反常,再结合其他证据才确认了那是玉匠的墓。贞人墓也一样,确认了贞人墓存在后,大家再去检视以往的材料,才发现其实以前就挖出来过,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发掘和思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些东西不是突然蹦到脑子里的,而是不断有新的材料出现刺激思考,思考又激活这些材料的意义。

再比如我们可以举洹北商城这个20年来最重要发现的例子。从细节来看有很多偶然性,它在1999年被发现,上一任唐际根队长讲过这个故事:汽车抛锚,几个技师等着的时候没事干在原本没计划勘探的地方打了一铲——洹北商城被发现了。但从大的角度,人们早就知道,在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商代文明,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代文明之中,一直存在着缺环,所有人其实心里都在等着这一座城的出现,所以才能在一点迹象之后把握住,这样或许也不能说全是偶然的。

铸铜作坊内发现的商代水井(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考古学需要预判,不过主观判断或解释框架太强了,是不是也会造成干扰?对于洹北商城有没有城墙,似乎大家就有许多争议。

何毓灵:是这样的,你会有意无意地撇开那些你认为无用的东西,而它可能对真实的历史恰恰是最有用的。洹北商城刚开始挖的时候就有两个观点,其一认为这就是“河亶甲居相”的“相”,河亶甲是武丁以前的一位商代中期商王。还有一说认为这应该是“盘庚迁殷”最早的地方,盘庚先把都城迁到这里,武丁才转去今天靠南的殷墟位置的。这个问题争论到今天,没有定论,可是当初在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先安一个想法、扣一个帽子,对下一步的发掘和研究思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洹北商城有没有城墙?前面郑州商城有高大的城墙,偃师商城城墙也很清楚,那么洹北商城是不是也该有城墙。一钻探,认为东边好像有城墙,北边似乎也有,西边也有,挖到南边实在不能称为城墙了,里面全是淤土。怎么回事?现在我认为那围起来的一圈,是深4米的壕沟而非城墙地基,许宏老师早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个平原的区域里,在当时生产力的状态下,完全没必要往下面挖4米作为地基。开始挖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城墙,因为郑州有城墙所以先入为主。考古学中很多解释是模糊的,比如说土软一点、硬一点,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是夯土,什么情况下是河流的淤土,这是有争议的。所以有人说考古学是一个良心活。材料如果跟我原来的想法不一样,怎么去解释、推翻自己,需要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今天奠基性工作已经由前人完成,后续的大突破证据又不明朗,需要慎下判断的情况下,你怎样推进自己的工作?

何毓灵:我想用一个比喻,以前是把房子盖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装修,在房间里开始摆冰箱、放电视、安空调。之前考古学家都在办一件事——打地基,盖框架,建立各个地方考古学年代的框架、各个文化的谱系。到2000年以后,除了少数边疆区域,中原区域里所有的文化谱系基本上健全了,发现一个新的别人不知道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那考古学家还干什么?我认为中国考古学开始转向,转向于像西方人类学的角度,跟历史拉得远一点,关注一些历史上不谈但考古学实际更擅长的事情,比如当时的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人类组织的运转、聚落形态,考古学慢慢更丰富、更完善。

三联生活周刊:民国史语所一代可以算作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的开创者,新中国后的老先生们是完善者,打下地基。现在你这一代开始见证中国考古学的转型,是怎样的心情和感受?

何毓灵:其实在转型的过程中,有许多希望也有许多迷茫,特别是我们70年代这帮人,我个人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你做的工作,一些老先生他看不上,他说以前大家都在忙着大课题,整个年代系统怎么建的、怎么分期、哪个城址什么性质,现在你负责一个大都城遗址,去研究手工业、工匠墓,这丁点的“小”东西还值得你在大都城遗址里面琢磨?你看为什么此前夏文化讨论那么火,70年来实际上都是围绕什么是夏、什么是商,这样非常大的、建立在年代学基础上的东西去争论,今天的殷墟没有这样的“大”问题,插不上手。作为年轻学者,成长起来时一度非常痛苦,但十来年时间我们见证中国考古学的变革,现在有信心,从丁点做起才能以小见大,才能解决以前年代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开始关注人,从物当中去看当时的人如何去生产、如何去组织、如何去生活,城市如何运作,考古学不再是历史学的附庸,而是能提供自己的一套知识。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所谓房子现在“装修”的过程中,什么又是相对的重点?之前提到的手工业作坊等发现,是有意识规划的结果吗?现在的殷墟发掘由你主持,统领接下来发掘工作的核心学术问题是什么?

何毓灵:殷墟发掘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也不得不承认,相当一部分是“被动发掘”,即配合安阳市政基础建设的发掘。虽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发现,但也实在是疲于奔命,我强烈呼吁希望能改变的就是这一点。2014年,我们终于以学术问题出发制定了在洹北商城的发掘规划,你猜是什么契机?此前一年安阳爆发了大规模的集资诈骗,很多地产项目成了烂尾楼,房地产停摆,我们才喘一口气。接下来,更多地开展主动学术发掘,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我们队内讨论过,还是要回归到包括洹北商城在内殷墟的城市布局问题。这是一座古代城市,里面有很多区域——宫殿、王陵、手工业,它们之间的空间布局是怎样的,这座城市是怎样沟通起来的?这和前面谈的考古学观念转变有关,实际是聚落考古的思路。这些问题,哪怕不是商朝遗址,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没有文献可对照,也要考虑的。

2008年我们发现了刘家庄北地的道路,2012年洹河北岸又发现了道路系统。然后就该解决洹河南北两部分怎么互动的问题。国王在河的南岸住,王陵在北边,他经常去祭祀,他这个道路怎么衔接,怎么过河、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桥梁?王陵跟洹北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解决王陵的性质、洹北商城的性质。洹北商城发现20年了,我们到现在没有一个确认哪个地方是城门,城内道路系统是怎样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眼下这个季度,我正在洹北商城发掘铸铜作坊,但其实我的目标不是它,我只是被那个东西给陷住了,我遇到了,不挖不行,弄完了我还是要尽快回到重新核实洹北商城布局的问题上。

目前我们还遇到另一个挑战,就是在我们传统认识的殷墟范围的外围有新发现。最近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市的西北和东南方都发现铸铜作坊,与宫殿区的直线距离都在将近10公里,超出以前想象。前面和你说殷墟36平方公里,如果这样新的估计会超过50平方公里。这究竟是怎样布局、规划的一座城市?不可能50平方公里这么大都是密集的区域,洹北商城前面说了没有城墙,那整个殷墟有没有城墙?配合安阳市污水管道、暖气管道等的基建,我们做过纵横5公里穿越式发掘,可以说没有发现任何大型墙的迹象。那如何定义整个都邑,什么叫都邑?当时的治理模式、管理模式是什么样的?城市如何运转?如何去认识殷墟,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考古是一门要面对各种各样挑战的“实践学问”。民国时期令史语所考古队头疼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盗掘现象严重,这个问题今天还存在吗?

何毓灵:一直存在,而且相当严重。直到2018年,盗掘现象过于严重,内参上报到最高层领导,才有所改善。在此之前,就在你看到的考古队和博物馆门口那片大草坪上,以前都是商铺,明面上卖纪念品,暗自进行文物倒卖。最近山西追回一批被盗文物,光这些赃物就新建了一个青铜器博物馆。如果安阳被盗文物都被追回,同样如此!和民国前辈们相比,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至少我们现在不用冒生命危险了,但其实很多挑战是类似的。殷墟的保护需要各方面人员的重视和参与,不只是考古学家的工作。

殷墟之外还有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从殷墟这一个点,去理解整个古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如果将殷墟放置在文明的坐标系中,它在横向上和同时期其他文明有哪些联系,纵向的时间上又是怎样的关系?

何毓灵:从整个青铜文明的角度来讲,横向比,其实商王朝当时的文化区域、分布范围还是有限的。商王族有所谓“王畿地区”,范围不大,南到郑州,北到河北邢台,东到濮阳,西到太行山东麓这一带。但是它形成了一个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文化圈,周边文明对这些青铜器所体现的礼制价值观念是认可的,这实际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价值观念的雏形。殷墟青铜礼制使之固化了,而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文化圈范围,对中原周边产生了核心文化的共同认识,更远甚至影响到游牧民族。

纵向来看,影响最大的就是周人。周人所有的礼制几乎都是“承殷制”,周一开始是个小邦,白手起家。后来突然变成老大了,急得没有办法,就想出了分封这些制度。当然有人说周公礼制改革等,实际上前期很大程度接收了殷人制度。周人不太会做青铜器,掌握不了这个技术,一建国马上好像突然爆发式,实际上都是殷人在帮着铸造。我觉得对周影响最大的、最关键的还是殷人文字,也就是甲骨文这个体系,对周人建国、治理模式、国家运作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甲骨背后的祭祀被改掉了,周易八卦开始出现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把殷墟视作“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夏、商、周上古三代的关键一环,但也会有学者提出,对“中国”概念的过分执念让我们忽视一些其他的观点。能对单一“中国”概念进行丰富或形成挑战的考古学证据主要有哪些?

何毓灵:当时确实存在着多元文明。比如非常有名的三星堆,就和殷墟同时期,它是另一个青铜文明,它们之间相互是有交流的,不过它应该是另一个文明体系,宗教体系可能跟殷墟就不是一个体系。从前后文明的连续性上,也有许多讨论空间。很多国外学者认为二里岗跟殷墟不是一个体系的文化。他们叫二里岗帝国,不用商来称呼。二里岗文化范围分布可能比我们认为的晚商时期还要大,而且表现出非常强的统一性。你如果认识二里岗时期的陶器的话,郑州是这样,内蒙古还是这样,文化的统一性非常强。二里岗帝国时代这种提法,也有一定道理。一定程度上抛开中国历史的束缚,确实会带给我们新的认知,但也并非全然不要文献,需要一个平衡。

三联生活周刊:1928年史语所成立以来,我们有幸自己主导了考古事业——世界几大古文明中,“自己挖自己的祖先”其实是特例。另一方面,殷墟也是整个世界的遗产,需要共同的研究和保护。如今殷墟的国际交流情况是怎样的?

何毓灵:人类形成文明的过程中有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殷墟和埃及、玛雅相比,其实对神的认识、对自然界的认识,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殷墟刚刚发现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就带了伯希和来参观,殷墟考古成果公布了以后,马上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以李济为代表的史语所考古组还得了国际学界著名的儒莲奖,就是因为国外学者对殷墟价值的认识。

国家文物局现在的政策是,国外的考古学者和团体,不能够在中国独立从事发掘,可以合作方式参加调查。只是合作调查也足够有益,1997年社科院考古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启动了洹河流域调查,1999年洹北商城的发现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国外学者有他们独到的眼光、思路,需要我们相互刺激。举一个例子,我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那里得知“低密度城市化”的概念,对理解前面所说的殷墟都邑性质特别有帮助,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类似的城市遗址。此外,如果没有国际交流,殷墟在国际考古学界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弱。刚刚“申遗”成功的良渚,让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被更多人承认了。我希望更多人来看,合作、交流、互动,把殷墟建设成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的基地和国际交流的中心。

(编辑: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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